我們該如何仇富?

仇富這個名詞,在世界不算新詞,但是在香港的確是新鮮的產物。自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有錢人的怨恨與日俱增。而有錢人即使如何掩耳盜鈴,也不能不急謀對策。故此,有李兆基的「安分守己論」,田北俊的「政府派錢減仇論」,以及李嘉誠拿錢做慈善。然而,社會的仇富看起來並不能減緩。

很多人對「仇富」十分忌諱,認為這個字會給人攻擊口實,讓偽善偽理性的香港人所不接受。所以,為了增加號召力,社運分子一般都會說他們不是否定富人有錢,而是反對他們以特權來謀取私利,剝削小市民。筆者最近看了一本哲學的書,認為忽略情感是不智的。該書的作者Solomon, Robert C.認為,近代的政治哲學過分強調理性,結果人失卻了行動的動力。作者認為,爭取公義其中一個動力就是仇恨,我們希望和得罪我們的人「扯平」。而人亦因為這種情緒而著書立說,最後亦會促使社會的進步。故此,在政治運動上,情感的重要不亞於理性,所以,為甚麼我們不能堂堂正正地說「我仇富」?

然而,筆者認為現在傳媒所塑造的香港人仇富的觀念,只不過是一種錯覺,香港人其實有兩種面向。

第一種是受到主流文化的洗腦,認為貧窮僅是自身的問題,所以,他們除了不會仇富,當社運分子力斥香港官商勾結時,他們還會為富人幫拖,指社運分子是蛀米大蟲。此種人應付貧窮的方法,就是聽從資本主義的邏輯,不停付鈔給學店,讀一些勞什子的學位文憑,為自己增值。然而吊詭的是,資本主義並無獎賞這些死忠,他們仍然是處於貧窮生活中。要怯除這些人死忠的迷思,我們必須要不停力斥官商勾結帶來的禍患,否則,香港的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將會停滯不前。

另一種的仇富,可謂「右翼的仇富」,這種人的仇富,可以見諸於香港的獅子山學會。這些右翼分子,一樣會批評官商勾結,但同時他們又會反對最低工資,福利政策,支持大市場、小政府。他們相信市場機制萬能,不關心低下階層的死活。而事實上,經過今次金融海嘯後,市場經濟的神話已經宣告破產,為甚麼這些右翼分子仍然高舉市場經濟?筆者認為,他們口說關心低下階層是假,痛恨自己不能做有錢人是真。這些右翼分子的仇富就像中國歷史的民變起義者像般,尋求的不是制度的改變,而是想由被壓迫者翻身為壓迫者。故此,這種仇富的意義,其實不大。

作為一個左翼分子,筆者自然支持「左翼的仇富」。我們沒有必要把有錢人踢下取而代之,因為這樣和右傾的獅子山精神無異,都是自管自己成功,不管失敗者和窮人的死活。左翼仇富,就是從財富分配的工作做好,將有錢人巧取豪奪的財富分配給窮人。窮人不需要晉身為有錢人去迫害窮人,我們要建立窮人的認同感,以及窮人文化。窮人即使窮,也要窮得有批判思考,敢於出來為社會民主主義站台,不能做有錢人的思想奴隸,窮人要有自己的社會論述,這方為健康的仇富。

胡啟敢

胡啟敢

和史學大師司馬遷一樣,因為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寫作。以前迷信經濟學,現在已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我的生活有點不平凡,所以思想亦別樹一格。與其藉此三言兩語了解我,不如慢慢看我的網誌的文章,窺探我的內心世界吧。現在徵求女朋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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