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校長按:校長特意轉載這篇文章,希望大家不計文長,花時間讀畢。沈旭輝在這裡妙論為何港府面對激進示威時重提「和平理性論」已越不受市民接受的原因。就是因為港府任人唯親,官商勾結,剝削市民。在「科學館事件」後,希望大家對示威者有更大的諒解的理由,都在此文中。而唐英年的反八十後言論亦被沈氏妙用來譏諷政府。

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柏楊大學終身學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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