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無民主是活該的

昨天回校、今日回家、然後在新聞看到三個女人。三個女人的口吻都是一樣,就是說泛民霸道,僭建不是誠信問題,為甚麼不給一個機會給梁振英。最要命的是,說這番話的人,有一個讀過大學、另外兩個是師奶。但是說話內容竟然如斯一致,令到我不得不叩面上蒼,前世作了甚麼孽,今世要淪落到生活在一個無民主的國度。

當然,我或許會給人奚落,說我毫不知足,但是,活在一個思維正常的窮國度,好過活在一個滿佈瘋子的金製牢獄。為甚麼,真的是為甚麼,中國人這樣不信任民主?他們平日說民主的壞話,為領袖說盡好話,最糟糕的是,這些領袖不過是當他們是豢養的豬,連所謂的聖君賢相也談不上,為甚麼仍然有人為狼振英辯護?

這可能和我們中國傳統的思維缺陷有關。這個說法不是我發明的,是十八世紀的哲學家黑格爾和現今的哲學家勞思光所說。

不過在未說這段說話時,先留意以下一節話:首先,僭建當然不算是嚴重犯錯,尤其是傳統以來香港上下都在僭建的時候。但是,首長有小量錯誤而遭到反對派攻擊,是民主國家普遍發生的事。之前克林頓也因為婚外情而遭共和黨彈劾,可見醜聞化大是很普遍的現象。但為甚麼我們因為狼振英犯了小錯而狙殺他,不給他機會?因為他不是由民主和普選產生,所以要趁佢病,攞佢命

看完這段論述,如果你對民主和普選兩字產生了反感,而你又是中國人,恭喜,你已經證明了中國人的思維缺陷。好奇的話,請繼續看下去:

勞思光認為中國哲學缺少一個概念——眾多並列的心靈(objective mind),這是黑格爾哲學中出現的。黑格爾承認人有一自我,在面對自然時就會出現。這就像東方哲學承認人的自我主宰性和自我自由一樣。然而,如何處理自我與自我的關係?黑格爾就提出眾多並列的精神,這剛巧是中國哲學所無。這個並列的精神,可以用一個「辯」字來概括;中國哲學則可以用「教」來概括

所謂「辯」,則是要預定雙方對等;在共同對話的時候,雙方是不會拿任何因素來壓低對方,而是建基於共同承認的規律,然後再看那一些論點大家都接受。但是「教」,則預定了雙方是有一差異(不管是哪一方面),例如儒家強調的教化觀念,就是以一個已覺悟的人去指導那個未覺悟的人,然後內裡沒有平等的辯論,不是我跟你學,就是你跟我學,總之一高一低,沒有平等可言

如果落到政治的實踐,黑格爾一派的學說就成為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主精神,因為,根據「辯」的原則,人人的心靈是並列,平等,所以我們的眾人之事(即國父所言的政治),應由所有人共同決定;而中國學說的流派,就成為了中國不能產生民主的阻礙的觀念:「聖君賢相」——即政治應由一賢人去決定,其他人就閉嘴只須追隨

或者你會問,多數的決定和共同意志的決定未必一定對的,很多民主國家都一團糟,這自然連黑格爾也認同,但是,民主本身成為一種規律和條件,是政權轉移的合法性——形式上的合法性

黑格爾

傳統中國文化講政權歸宿的問題,是要要求每一件事如理,所以要求皇帝做聖人;但中國的皇權可說是全數都是靠暴力出來的,這就要一個滑稽的場面,我們要求政治領導施政必須合理,但他之所以成為一個政治領導,中間卻無合理性可言。所以,黑格爾關注政權的轉移有正當或不正當的分別,就是看它是否合符形式的規則,而民主優於專制就是因為它是有合法性(類近程序公義),至於,政權產生後施政是否合理,則是另一問題。

這兩個問題,就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內容的合理性的分別。兩個概念不能代替及互相補充。而中國人的問題是只論內容合理性而無視形式的合理性。附帶提一下,如果你考過07年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有題題目曾問「試評論『以賢人政治之長補民主政制之短』。」看到這裡,你應該了解到這條問題的作者是一個哲學盲,完全將內容的合理性(賢人政治)和形式的合理性(民主政制)兩個概念混淆。

至於有沒有一個制度是兩者都能兼顧?答案倒也簡單。無——因為人是會犯錯的動物。不過以統計概率來說,民主制度較能做到兩者兼顧。

筆走到此,你就會了解就為何香港人活該沒有民主了,因為很多香港人都有一思想缺陷,就像我在這兩日遇到的三個女人一樣,他們只問內容的合理性,對形式的合理性不屑一顧。所以,梁振英明明不是靠普選上台,但是他們卻期待狼振英做一個聖君,就像以前的中國老百姓一樣,期待一個暴徒做聖君。所以,我們講民主大義時,香港人就思想短路了,因為他們的軟件中國文化裡,有一個大bug。

然而,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當民眾放棄選擇自己的領袖的權力時,就等於將一隻猛獸從籠子裡放出來,到時,牠要廝殺多少人,我就不知道了

胡啟敢

胡啟敢

和史學大師司馬遷一樣,因為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寫作。以前迷信經濟學,現在已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我的生活有點不平凡,所以思想亦別樹一格。與其藉此三言兩語了解我,不如慢慢看我的網誌的文章,窺探我的內心世界吧。現在徵求女朋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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