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自由主義真的追求自由?(下)

本篇文章是撮寫自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先生於《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其中一篇文章,〈資本主義最能促進自由嗎?〉,特此聲明。

(接上文)

要回答前文最後一個問題(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資本主義,是否最大程度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或平等的自由)這個目標?),我們先看另一支持市場資本主義的論證。

前提一:一個正義社會的首要目標,是保障每個公忘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
前提二:諸種自由最重要的是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代表要建立一個不受干預的私有財產制度。
前提三:任何財富再分配,必然侵犯人們的私有財產權,削減人的自由。
結論:只有一個不受政府干預,不作任何財富分配的市場資本主義制度,是最有效保障和促進平等的基本自由,因而最公正。

簡稱此為論證B,如果論證B成立,我們可以用其他理由(如剝削,不平等)來批評資本主義,但從保障人的財產自由來看,它是最合理的制度。但周保松據柯亨(G.A. Cohen)的主張,這個論證不成立。

先討論前提三,任何私人財產的干涉,都會導致自由的減少,假如我有一萬元,被抽稅後我支配財產的自由度也會減少。但前提三所稱的財產再分配「會侵犯和削減人們的自由」的「人們」,到底指誰?那自然是有財產的人。

可是前提三忽略了一個事實:私人財產制一方面保障有產者的自由,也同時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

假如,城內有一公園,人人皆可享用,我們可以說所有當地市民均享有相同使用該公園的自由。設想現在有大富人經政府同意收購此地建立他的私人花園。這位富人的自由大增,因為他壟斷了使用該公園的權利,可以在裡面進行任何活動,如果有人未經他同意進入公園,就會被保安或警察驅趕。(有人會反駁,如果這政府是民主,市民又同意出售公園,並收入平均分配給每一市民,這交易有何問題?這例子不是質疑交易合理與否,而是指出交易前後不同人的自由增減。即使市民收到錢,但他們永遠失去使用這公園的自由仍不變。)

這例子告訴我們,私有產權這概念同時蘊含了自由及不自由,這和權利的概念有關。在一個以權利為基礎的法律體系中,當我們說P(某人)享有某種權利做X(某事)時,即表示P有自由做X以及Q(其他人)有義務不得干涉P的行動,如果Q強行作出干涉,就會遭到法律的制裁。依此定義,「P擁有X的產權」意味「Q沒有使用或做X的自由」

這意味前提三是誤導的,既然任何產權制度,均有自由及不自由兩面,那樣私有財產固然保障有產者占有,使用及轉讓財產的自由,但同時限制無產者的自由。同理,政府推行社會資源再分配政策,透過累進稅及各種社會福利,將部分財富由高收入人士轉移到基層,雖然限制了前者的自由,亦增加後者的自由,財產的轉換也是自由的的轉換。將財產再分配簡單視為對自由的侵犯,是概念混亂。

所以,資本主義並不能保障人們享受平等的經濟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就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由於人的先天能力,家境和際遇不同,競爭必定加劇經濟不平等,使得大部分生產工具、土地、財富集中一小撮人中,弱者只能在底層爭扎。所以,富有的人和窮人享有的經濟自由是極不平等

設其他條件相同,政府將有產者的部分資產,透過徵稅或其他方式轉移到無產者或低下階層手上,不僅是重新分配財富,也是重新分配自由,在一個經濟分配較平等的社會,人們較能平等地享有自由。如果放任自由主義真的重視每個人的自由,應該反對僅由市場決定一切,並贊成扶貧和福利措施,幫助弱者,從而接近平等自由的理想,論證B因而作廢。

由此看來,放任自由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爭論的重點,不是前者要自由,後者要平等,而是爭論那一種財產分配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保障民主社會中公民享有的各種自由。那放任自由主義如何為自己辯護?

反駁一,指私有產權的市場體系,政府不會以人的差異為由,干涉公民擁有、使用或轉讓財產的自由,故此,富人和乞丐其實享有同樣的自由,窮人欠缺的,只是實踐這些自由的能力或條件,卻不是自由本身,有了這個區分,一個人的財產多少和他享有的自由,便沒有關係。

但這不合理,自由指X(行動者)免於Y(某些人為限制、干涉或障礙)而去做或不做Z(事或行動)時,X是自由。但是,那位將公園買下的富人和一般平民,享有同樣的自由,首先,後者沒有享有公園的自由,沒有富人的允許,任何人也進不了。我們又可否說大家享有平等購買公園的自由?不可以,因為必須有足夠的金錢,一個人如沒有錢又想擁有一件屬於他人的物品,他必然受法律制裁。

再看另一例子,在寒冬,一個乞丐老婦人經過百貨公司見到禦寒大衣,她十分希望穿上它離開。不用說,保安會阻止甚至會交其交給警方。在這樣情況下,老婦的自由其實受限,受限的原因是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只保障有錢才可占有大衣的自由。

並非說老婦應這樣做,或她自由受限是不合理,只是想帶出,在一個財產權清楚界定的制度中,當所有財產名下有主,並受法律保障,在大部分情況下,金錢是人得到物品的必要條件。當無錢時,人又想擁有別人擁有的物品時,國家會干涉。因此,自由與自由的條件區分在這裡不適用,因為貧窮確實使人少了自由,而不是欠缺自由的條件。

反駁二,這個回應嘗試重新定義自由,它認為,人為干涉本身(interference per se)不是構成不自由的充分條件,而必須考慮該干涉本身是否違反了一個人的道德權利,如果一個人根本沒有權有去做某事,那另人對他的干涉不算限制他的自由。相反,只當他被阻止去當有權做的事,他才是不自由。這是一個以「權利為參照的對自由定義」(rights definition of freedom),依此定義,如果擁有私有財產是人的權利,當個人權利被侵犯的時候,政府自然有理由干涉,這沒有限制了當時人的自由,因為當時人沒權這樣做。例如擅闖富人花園或擅取大衣的老婦,他們的自由沒有受限。如果這樣成立,資本主義不會限制別人的自由。

這回應看似巧妙,其實不合理,正如柯亨所言,這個自由的定義合導致荒謬的結果,一個殺人犯被判終生監禁,仍然被視為自由,因為他侵犯了別人的生命權。這是荒謬地將「自由」定義有一個狹隘的範圍內使用,使得許多法律上對人的限制,均變得和自由無關,在日常用法,自由雖有不同種類和不同重要性,但我們很少採用這種道德化的自由觀(moralized conception)。相反,我們會用一個中立化的自由觀(neutralized conception),則當一個人受到外在的人為限制而不能做他想做的事,該人是不自由的,無論他是否違反他人的權利。一個人自由與否,與他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概念上應該分開。

如果放任自由主義接受這個道德化的定義,就代表它終極關心權利,而非自由。如此,我們不能再說,我們接受私有產權是因為它是有效保護自由,但如果權利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放任自由主義也放棄了論證B的大前提,則一個公正社會,是保障每個公民的(中立意義上)平等自由。

最後,這個道德化的自由觀,使得放任自由主義無法再批評左翼自由主義不重視自由,因為後者可用同樣思路,提出前者沒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證成絕對先於制度的私有產權。相反,他們會主義,每個公民應同樣受到政府相同的關注和尊重。從這個權利出發,政府的首要目標不是保障無限制的財富累積,而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機會(例如不會因先天或後天的不利條件要受到歧視),以及在社會合作中得到合理的利益分成,要實現此理想,左翼自由主義認為應推行財富再分配或福利政策。

就論證結構而言,左翼自由主義同樣可以宣稱限制有產者的財富累積,其實沒有削減他們的自由,因而沒有違反他們的權利

左右兩派自由主義的爭論,遂變成個體應有甚麼權利,以及這些權利如何被證成,而不是哪方更重視自由。放任自由主義再沒有任何「先在的」(pre-given)的道德優越位置,聲稱自己最重視自由。

如果以上兩個反駁也不成立,為甚麼會這樣多人根深柢固相信,一個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最能保障每個公民自由?為甚麼這些多人相信它是一個類近烏托邦的完全自由,沒有破綻?

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放任自由主義偷換概念

它批評財富再分配侵犯有產者自由,它用了中立化的自由觀;當它被質疑私有財產的制度必然限制窮人的自由,它卻改用道德化的自由觀,狡辯該限制不影響窮人的自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權利去占有別人財產。如果這樣狡辯,資本主義自然是自由烏托邦。

如果放任自由主義前後一貫地(consistently)使用中立化的自由觀,它不能否認,私有產權在保障有產者的自由同時,也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因此資本主義不可能保障所有人的自由。

如果放任自由主義前後一致採用道德化的自由觀,那它就放棄了自由論證,而改為論證為何社會上有一小部分人有權利占有那些稀有的,本來不屬於任何人的資源。並可以無限制地這樣做。它就沒有辦法指資本主義最能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按:最後周保松反駁兩點流行論述。第一,他認同海耶克對共產國家的批評,但是海耶克卻迴避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窮人的自由遠少於富人。另外,我們不一定採用絕對的計畫經濟或市場經濟。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是證明兩者可作平衡。最後,周氏帶出,不受限的資本主義會威脅自由本身。例如大資本家可以用他的資源來賄賂政府,令政府作不公的政策。小市民只能藉投票來影響政府,政治自由比富人少得多。

胡啟敢

胡啟敢

和史學大師司馬遷一樣,因為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寫作。以前迷信經濟學,現在已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我的生活有點不平凡,所以思想亦別樹一格。與其藉此三言兩語了解我,不如慢慢看我的網誌的文章,窺探我的內心世界吧。現在徵求女朋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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