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論公民抗命與佔中

「雨傘運動」在香港遍地開花,原本是形勢大好,但是保皇黨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的五毛和報章上的狗專欄作家,頻頻攻擊佔中運動。主要板斧都是這兩道,第一,佔中是違法;第二,為甚麼不在港英政府的時候爭取普選;等三,應該用合法途徑來爭取普選。以下我會用漢娜鄂蘭(就是講「惡的平庸性」那位哲學家)的觀點,來駁斥保皇黨的歪理。

以下的論點是參考自漢娜鄂蘭在《共和的危機》的〈公民抗命〉這篇文章,書寫的背景為民權運動的大盛以及反戰運動的高漲的時候。公民抗命這個概念在這時才得到廣泛的討論。

漢娜的文章,可以回答兩個問題:公民抗命如何被證成?公民抗命和觸犯法律有甚麼分別?

漢娜從美國的立國精神所建構的社會契約論,初步解答這個問題。與霍姆斯不同,美國的憲法是建立在國民大會之上,所的立法基礎是建基於相互性的同意。如果政府的政策有違民意,原則上是要被推翻的。對政府提出異議,這種反對的權力,是證成公民抗命的基礎。

漢娜指出,所以人都是被迫投入(沒有人可以自由決定出身地方)一個社群/國家,並且要接受這個社群/國家的限制。但是這種限制絕不是絕對真理,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得落後和邪惡;而且,這些限制受到時代局限,不能滿足後來加入這個社群/國家的族群與未出身的後代。正因如此,所有國家/社群成員都有提出改變法律/制度的權力,只有這樣,我們的政府才有保持統治人民的認受性。就是說,所有人都有提出更改社會契約的權力

這也是公民抗命為甚麼是合理的。人民有權不服從政府的統治,因為這個政府漠視和排斥了他們的利益,其他人也必須容納這種方式,因為社會契約建立的原因建基於相互性的同意(對方的權益)之上。現在有成員不同意現有政府的政策用行動來凸顯之,其他成員可以不滿,但不能消滅這種反對權,因為這樣是剝奪了別人行使他的異議權

當時的黑人,正是因為長期被排斥於美國社群之外,在馬丁路德金的帶領下進行公民抗命,爭取更改美國制度的可能。現在,所有香港人都被剝奪民主權利,一部份人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爭取改革,也是行使他們的異議權。很多人指責佔中傷害民生,但是事有先後急緩,輕重小大。一個人的政治權利是根本基礎,比起短暫的損失,當然是前者重要——因為它是保障所有人能在社會參與的第一步。

所以「為甚麼不在港英政府的時候爭取普選」是廢話,因為任何人都有權行使異議權來更改這個社會契約,讓自己的權益受到保障。只要力量夠大,就成為了一場運動。

第二,佔中並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單純說它違法,是搞錯了問題。在文中,漢娜指出,美國的最高法院無法處理越戰問題和黑人平權問題,因為這是法律範圍以外的事。所以,就是因為人民不能循法律途徑去解決政治紛爭,所以只能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政治問題,而公民抗命就是其中一個政治手段去處理政治問題。香港的政制問題也不是能用司法覆核解決的,所以佔中就是解決困難的其中一個方法。

第三,漢娜指出當時美國兩黨獨大,說服團體對議員的影響力大於民眾對議員的影響力,所以正常途徑難以發揮民主的功能。公民抗命某程度可充足此缺陷,所以,她覺得應該容許公民抗命。而在香港,689和保皇黨根本不重視民意,所以只能在街頭見了。

然後,我們再分別公民抗命和犯法有甚麼不同。

第一,兩者的起因不同。公民抗命的起因是社會契約失效,以及政府的制度落後不能保障一個團體的利益,所以他們要出來抗爭。犯法的起因是因為警察無能,犯人認為可以脫罪而違法。

第二,公民抗命者是公開地不服從法律,吸引公眾注意;而犯罪者是隱密行事,不想別人和警方知道。你有見過愛港力、青關會為他們的暴力行為而負責嗎?

第二,公民抗命者是為了一個群體利益,以群體之名行動,甚至自己無所得著;犯罪者就算是屬於某一犯罪組織,他只是為了自己個人利益,不可能為了其他的群體而打拼,關鍵時候亦會出賣其他犯罪成員。

希望大家藉此分辨公民抗命和犯罪的分別,以及了解公民抗命合理的原因。

胡啟敢

胡啟敢

和史學大師司馬遷一樣,因為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寫作。以前迷信經濟學,現在已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我的生活有點不平凡,所以思想亦別樹一格。與其藉此三言兩語了解我,不如慢慢看我的網誌的文章,窺探我的內心世界吧。現在徵求女朋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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