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進程總是屢敗屢戰 切忌孤注一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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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逃犯條例滋生的反抗運動,已經持續了一個半月。香港人和青年人向全世界展現了新型抗爭運動的可能:在沒有一個領袖或大台下,大家各施其職,各盡所長,將政權的醜態暴露無遺,讓我誤以為無政府主義已經成功實踐。相信這次網民和連登仔會在全球民主史里留下一筆記載。

誠然,我在這場抗爭運動出力甚少,不打算做網上軍師。但是不才如我,在近來的抗爭運動觀察到兩個憂患,希望能謙遜地提出的意見,集思廣益。

首先,部分示威者抱持一種「末日論」和孤注一擲的心態,認為未來已經沒有希望,不如以死明志或者向政權發動自殺式衝擊,坐牢十年八載也不管。自反送中運動起已經有四名烈士出現。在包圍立法會一晚,甚至有人想留到最後被警察逮捕。

其次,無論示威現場還是網絡輿論,都不乏一些廉價的暴力升級論,煽動年青人無謂地向擁有精良武裝的警察衝擊,我認為這些言論十分可恥,一些網上KOL(如鄭立和盧斯達)利用群眾升級來攫取名利;一些現場的示威者去別人去死,自己就撤退,使一些不知就裡的年青人因為衝擊警方防線,最後犧牲,身陷牢獄。這些孬種利用年青人的絕望心態來名成利就,希望他們會有報應。

我希望能分享一些看法,其實也十分明瞭,和政權對奕,需要有勇有謀,若果形勢不利,不應胡亂進行暴力升級(當然香港的示威者大多溫和,也激進不了哪裡),以免犧牲自己,甚至讓民主運動的形態更加惡劣。

這幾次遊行後,示威者在結束後久久不散去,給警察一個口實去執行私刑,實在是白白犧牲,當然,最大的責任是在警察和政權的蓄意挑釁,我也不會和示威者割蓆,只是痛心他們日後遭受司法報復和牢獄之災。

因此,示威者有必要建立現場的民主討論,以決定遊行後是衝是守,現在的情況是,示威者在缺乏討論,好容易被最激進的牽著大局(當中有些不排除是鬼),作無用的犧牲。

縱觀世界的民主抗爭史,總不是一蹴而就,的確現在示威者急欲四大訴求能夠成功,但是遺憾的是,香港和中國始終是一個擁有龐大資源和暴力的政權,四大訴求的實現機會率很低,這樣,退而求其次,不作無謂的犧牲,為民主運動保留實力,就是明智之舉。

舉例而言,即使是最激進、「暴力」的馬克思及其後的左翼,他們也不會一味為了最理想或目的而一味死衝。馬克思追求的理想比起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激進很多倍。然而,馬克思會評估運動的形勢是否有利,然後提出是否撤退保留實力。馬克思一生都有很多時候要求被壓迫的工人要作策略性撤退,不作無謂犧牲,可見保留進步的力量,為日後的民主運動奮鬥,絕非懦夫行為,反而是勇氣的表現。

甚或,馬克思高喊「無產階級民主」,也提倡過「資產階級民主」!這不是馬克思自相矛盾。例如馬克思在1848的德國自由革命打兩手牌,一方面也鼓吹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一起合作在革命中建立進步政權,但他也估量過德國工人可能實力不足,無法建立政權,也鼓動最具實力的資產階級建立一個議會民主的德國,事成後工人就有更多空間進行抗爭。當然,當時資產階級傾向保皇,不聽馬克思意見,以致後來革命失敗,這是後話。

連馬克思也會因為運動形勢的考量而暫時放下自己的執著,香港的示威者好應該學習馬克思這種「be water」,才能向政權發動致命一擊。

過於激進的行動,有時會引致民主的嚴重倒退和災難性的骨牌效應,香港的年青人應要警惕。

例如一戰之後,德國共產黨在未有充足的實力下急於革命建立工人政體,當時的黨領袖羅莎.盧森堡認為時機未到,但是卻無力勸阻激進的同行者,結果最後羅莎.盧森堡被右傾的社民黨和法西斯主義者所殺,德國失去一個魅力型的重要左翼領袖。自此德共和社民黨不共戴天,就算在日後他們在國會的議席比起後來冒起的納粹黨多,但是因為分裂無法合作,結果被納粹逐個擊破,希特拉成功上台,建立獨裁政權,發動二戰。若果當初羅莎.盧森堡不死,也許就有一個有影響力的領袖統合左翼抗拒希特拉和納粹,甚至阻止二戰。

由此可見,一時的激進,可以引起更惡劣的後果,希望日後在反送中運動的參加者,不要隨便升級,行動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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