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威利曾經說，鑽石需要巨大壓力才能成形，就好像人類對抗暴政和對自由的渴求，是需要強者的壓制。這並非全對，中國人被暴政壓迫了二千多年，但仍然不見得有甚麼長進。可是，有時這對話有一定智慧，能夠幫助你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反而是敵人，甚至是魔鬼。

與彭秋雁的孽緣建立在中四，情況已經在《當葛蘭西、傅柯遇上孔子——論禮、論權力（上）》說明，不再煩寫。之後彭秋雁說我樣衰，我猜想可能這是我被罰的原因。可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實際上如果處理得宜，輔以良好的因緣，有時事後反而有智慧增進。你說我討不討厭彭秋雁？當然討厭；想不想討回公道？不想的是奴才。不過爭那一口氣，不如先梳理自己的想法。

我的思考是多面向的，其中對彭秋雁的駁斥見諸在《當葛蘭西、傅柯遇上孔子——論禮、論權力（上）、（下）》，內容大要簡單而言，是指出「禮」、「傳統」不可以作為道德規範的最後基礎，因為當中是經過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沒有可信性。

第二個論點加以思考的，就是施行權力的正當性，是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之一。經過彭秋雁一事之後，我發覺其實學校很多同學對校政諸多不滿，但他們畢竟沒有出來進行「革命」，而是反過來搞小動作反抗校規，欺壓弱小。有部份有服而不從、亦有部份從而不服。但萬變不離其宗：全部人都接受學校這個暴力機構的權威，只是「上有對策，下有對策」。我有時懷疑，是否中國人受到的詛咒，註定永遠受苦受難？小至學校，大至國家，都發明不了一種叫「Democracy」的東西來解決權力的正當性的問題，我不是說民主是這個問題的最後答案，但民主是相對較佳的答案。如果詰問彭秋雁懲罰筆者的正當性，不用「民主」來作答案，其他答法也是荒謬絕倫的，搞笑有趣的。當然，亦要考量羅爾斯的正義論的要旨。如果人人都能夠反思「施行權力的正當性」的問題，我想，中國人的苦難立即消失一半。當然，甚麼「生產資料」、「顧客永遠是對」，亦和此有關。

第三，彭秋雁一事開始我對教育學的學趣。現在再想深一層，發覺學校與既得利益者的勾結嚴重、如何羈糜學生（例如角色扮演遊戲）、學生會的鳥籠民主（現在才知道為何港人不反偽民主制度，因為中學已被洗腦了）。如何讓學校成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場所，而不是去權（disempowerment）的場所，讓學校成為公義的橋頭堡，這是筆者最感興趣的。

筆者被彭秋雁羞辱過後，雖然過得潦倒，但自覺比其他同學過得好，其他同學準備做資本主義中被宰的豬，雖然本人不幸是其中之一，但總算醒覺是其中之一，能夠在被殺前反抗一番。

不過彭秋雁，不要以為我在多謝你，如果有機會，我一定給你出律師信的。我能夠有這樣多得著是因為我本事，你不可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