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教授發起佔領中環，如果這個運動落在西方的文明社會，大眾未必會跟隨，但是一定會理解。因為在西方，法治(rule of law)和依法而治(rule by law)是截然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法律是限制公權力，保障人民權益，以法達義；後者只是視法律為統治人民的手段，絲毫不講法治與普世價值和公正的關係。
但是在香港這個小農社會，一些愚夫愚婦不知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分別，不知西方的公民抗命是建基於反對暴政的文化傳統，就望文生義以為統治者發佈的命令就是一切，甘心做起奴隸起來，還要像彭秋雁和彭小嫻之流強迫其他不願做奴隸的人做奴隸，這簡直令人髮指。
如果以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來看，香港根本是一個暴政。政治哲學問的是一個政權的正當性來自哪裡，它有甚麼資格對被統治者施予限制？香港政府的管治根本是名不正、言不順。一來，我們的憲法是由一個獨裁的政體強加的；二來，我們的政府不是我們選出來。之前茉莉花革命時，這類垃圾政權已在地球被消滅了一大半，但是可惜香港人奴性甚重，未敢反抗奴隸主的統治。
在奴隸主的統治下，所有事都是政治的。此話何解？即是說，我們的生活是受到奴隸主的喜惡所左右。只要是奴隸主不喜歡的，就算我們做的所有事是合乎倫理的，都被奴隸主和奴才，奴才的奴才視為罪大惡極，永不超生。所以，連爭取人人都擁有的天賦人權，在新香港也是一種罪惡。情況就像南非曼德拉爭取種族平權被白人政府視為惡徒反法律，現代佔中運動爭取公平的政治權利，也被特區政府視為惡徒反法律。
這種道理，問民主國家的三歲小孩，他們也會知道，錯在特區政府，不在佔中運動，然而不少香港人仍然是屁民，他們只講吃飯的自由，結果就得了豬的命運，變成獨裁者和資本家的桌上佳肴。但是，為甚麼香港接受西方價值日久，他們仍然奴性極深？
我認為，可能（不是唯一原因）的原因在於我們的中、小學訓導教育，訓導教育的暴政本性和消滅自由特性，在多年來內化了我們對權威的膜拜，加上家庭教育的失敗，就導致香港人的師奶性格：自己被賣到屠宰場被屠宰時，還要為自己的身價爭到幾分錢而沾沾自喜；對於小事十分敏感，對於大是大非反而十分麻木。
所以，這個系列主要是從吳克儉那段說話做一個引子，重新反思香港訓導教育的奴性本質，希望能夠給廣大仍是奴隸的學生們一個解魅劑，讓他們了解他們的學校是如何將他們賣給資本家和政客。下一篇文章就嘗試剖析訓導制度的權力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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