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哲學家柏林提出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是聞名學界的，但是柏林似乎重視消極自由而貶低積極自由的價值。本篇短文主要提出我對柏林這個立場的疑惑，並主張重視積極自由或可解放人類的自由。
柏林重消極自由而輕積極自由是有其道理，他擔心積極自由會損害消極自由。因為如果一個團體太過重視發揮自己所長，會損害到其他人不受打擾的自由（消極自由），就像盲光社之於同性戀。但是這裡有一個盲點，先看一個事例再述。
和同學做功課時，她們訪問過一些少數族裔的女性。她們大部份都篤信伊斯蘭教，這意味了她們的女權意識不太強。儘管香港的環境讓她們變得比較願意爭取獨立地位，但其中一個卻覺得女生必須趁年輕時結婚，而且男主外、女主內。我搜集資料時看過一個極端的案例，一別女伊斯蘭教徒因為力行自由戀愛，險被族人綁架回鄉執行死刑，這竟然在嚮往自由價值的香港發生！
這暗暗凸顯了消極自由的漏洞。柏林預設了一個人必定理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意義，但這又誰能保證？如果，這個人活在一個封閉的價值或信念體系中，他又如何看到生命的其他可能性？如何有足夠的知識之下運用理性去作人生決定？例如不少女權分子爭取非洲國家廢除割女性陰蒂的野蠻習俗，但不少未受啟蒙（見不到人生其他可能性）的非洲女性堅決擁護這個既危險又野蠻的習俗，認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可見，單重視消極自由，反而會被某些持封閉價值的群體用來做借口，去捍衛他的「自由」以虐待他們的追隨者。（又或者如共匪國稱生存權、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等。）
這裡，有必要講積極自由。我不想說人權是積極自由的基礎，因為人權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但是，如果將人權定義為「儘量擴張人的可能性」，我就會用這個意義來作為積極自由的基礎。
強調積極自由，即作為人是做自己的主宰，就是去運用自己的理性和感性，去審視周遭的社會規訓，然後在不自毀的前提下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些蓄意去局限人的正面可能性的社會風俗或宗教或傳統或價值，都應掃進歷史的垃圾筒中。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下，宗教仍然可以存在，但前提他們的制度儀文不能蓄意限制人的重要意義之下的可能性。
而當人去發展自身的可能性，不應侵犯到別人的自由，如果兩者有衝突，就用民主程序和協商去解決。但是當個人的行為沒有損害到大眾的時候，政府和民主也不應干涉。
當然，這樣的論斷不是價值中立的，當中預定了理性的重要，和肯定只要擴展人的視野，給人有選擇的可能，人就能開展他們的人生，我目前想不到更好的論述，歡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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