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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最近的報紙，有不少慘不忍睹的新聞。例如援交少女被殺案審結、警方又再搗破吸毒派對……等等，都和青少年不無關係。明光社之流、保守中產，一定會慨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自由主義毒害人心……下刪一萬字的指責，並要求政府嚴厲監管。而且，這些事件的原因都歸咎於年青人不知足，不潔身自愛。

柏堅也很想像那些保守宗教家、保守中產、保守政客、「三分鐘專家」般，寫一篇政治正確的華麗文章，譴責現今青少年垃圾不堪，廢物不如，然後登上某些保守周刊，騙取一些稿費和名聲。可惜，身為一個知識分子（最少是識字分子），良知絕不容許我這樣做，所以只好作罷。

青少年相比老一代，是否世風日下、不堪一擊，根本未經過嚴謹的統計學論證，只是人們根據片面的印象而亂下結論，是經不起考驗的。諷刺的是，無論是「三分鐘專家」、社會賢達、甚至是青少年自己都喜歡用此來解釋青少年沉倫的原因，這是不是代表香港人沒有想像般的理性？

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橫行的國家還是福利主義盛行的國家，吸毒都是一大令人頭痛的問題。以老牌福利主義國家芬蘭為例，05年共有0.7%的吸毒慣犯，甚至有8%的青少年承認自己有吸食大麻。香港的情況大致上和芬蘭相似，但沒有吸食大麻的數據。香港有數個百分點的學生承認有吸食可卡洛或精神藥品，而且吸毒的青少年越發年輕。為甚麼會這樣？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時下不少青少年吸毒濫藥，代表他們想逃避，但他們想逃避甚麼呢？指責他們懦弱是否以偏概全？倒不如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求解釋。筆者認為，罪魁禍首是佛利民領軍的新自由主義（並不是說福利主義國家就無問題，因為福利主義國家的吸毒亦不少）。

新自由主義的宗旨是「市場萬能論」，主張將政府甚麼也不做，所有服務都將其私有化。結果就是，由於政府沒有適度地干預市場失衡，造成貧富懸殊拉闊，社會流動僵化。結果，一些低技術或者非金融的職位大量流失，使得一些窮人家庭或非商業職位人士受到沉重的壓力。

而中產階級的日子也不好過。由於貧富懸殊拉闊，結果就導致「M型社會」的出現，那就是一群擁有穩定收入的階級將會買少見少，因為企業的壟斷性（支配市場的能力）提升，不傾向用合理的人工招聘中產階級，結果使得中產階級亦非常焦慮。

回到香港，如果以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的結構來分析，先不計新自由主義的入侵，根據呂大樂的分析，現在社會的中上層職位大多由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出世的人把持，年青一代根本看不到社會有結予他們機會自強，無論他們如何捱，都不見得在社會有出頭天。以前李嘉誠是香港的驕傲，但現在李嘉誠反而是剝削市民的圖騰（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大家可以問一問低下階層對李嘉誠的感覺），可見社會對階級流動的僵化的怨憤。

在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和香港社會階級流動的僵化的影響下，青少年一代是非常絕望的，因為他們的升遷機會少了。除非他們能夠像筆者般自我調劑（通常自我調劑的方法就是閱讀，但香港這個反智社會不鼓勵這樣做），或者「有」升遷的機會，否則就會誤入歧途，開始和毒品扯上關係。

如果低下階層是因為無升遷機會而墜落，那樣名校生——中產階級的寵兒又如何？結論是，他們服食精神藥品和吸毒的數目和低下階層並無太大差異。有一個有趣的數據可以提供，在美國，年收入12萬至18萬美元的家庭的孩子，產生憂慮和焦慮的機率，是較不富裕的同輩的三倍。可以推想，富裕家庭子弟背負的壓力之鉅，會非法服食精神藥品或吸毒並非異數。柏堅推測，這是由於中產家長焦慮自己的子女在日後無法持維像自己這樣的階級優勢，所以給子女過大的壓力，包括入名校和課外活動。

以上的窺探，可見社會加諸青少年的壓力。柏堅不是說環境決定論，我相信人應該對自己負責，不應亦不能自甘墜落；但我亦反對只一味指責青少年如何如何，而不反思社會氣候如何扼殺他們。

是誰迫害青少年？是他們自己，還是這個僵化的社會？連我也搞糊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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