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們發動任何運動都是為大局,偉光正。但是,列維納斯正正提醒了這些傲慢的獨裁者,他者是永遠不能由革命這個主體去掌握,反倒是要將他者置於主體之上,命令主體作出倫理的行動,不然就會導致赤裸裸的暴政。我認為廿一世紀左翼重提革命,必須要回應這個問題。如何在革命的時候不淹沒他者,就像那大時代可憐的陸焉識和馮婉瑜?
《歸來》電影版
by 胡啟敢 | 7 月 22, 2014 | 今日讀乜嘢, 哲學行者, 文學及ACGM館
所以他們發動任何運動都是為大局,偉光正。但是,列維納斯正正提醒了這些傲慢的獨裁者,他者是永遠不能由革命這個主體去掌握,反倒是要將他者置於主體之上,命令主體作出倫理的行動,不然就會導致赤裸裸的暴政。我認為廿一世紀左翼重提革命,必須要回應這個問題。如何在革命的時候不淹沒他者,就像那大時代可憐的陸焉識和馮婉瑜?
一個無公民提名的政改,有可能視每一人的理性意願為目的嗎?不可能,它反而排除了部份人展現自己自由的可能,將他們視作這個社會的手段,而非目的。而只有部份人可以獨享提名權,更加是把所有無票的民眾視作香港的經濟動物,他們的任務只是交稅、為香港社會工作、為香港而守法,不能策劃香港的未來,最後,他們被當作建設香港的手段,而非目的!
民主國家,貴在公職人員為民眾服務,並對自己的政治行為負責。如果這兩項美德俱亡,和獨裁國家有何分別?就是因為馬英九敗壞了這台灣公職人員這兩項美德,誘發了他們的惡的平庸,這就是馬英九失去了認受性的最大原因。滾下台吧,馬英九!
屈穎妍和艾克曼一樣都是「想像力的缺乏」的行惡者,就是他們的「去脈絡化」的思考模式。艾克曼執著於「遵從上級命令」就是一切;屈穎妍(不知是無意還是故意)執著於「粗口就是罪惡」。他們下所謂的道德判斷如此荒謬,就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判斷是無視他者的處境和苦難,一味以他們的判斷來傷害他人,所以他們的道德判斷成為了康德所言對自己有利的「手段」,而非視他者為目的。
這也是為甚麼柏拉圖提出哲學王,堅持以哲學家治國。古希臘認為政治就是追求美善的人生,但是如何追求正確政治上的正確決定和美善的人生?如果民眾受到野心家愚弄,或者只是情緒反應而亂下決定,那樣國家豈不是危險?此時,身為哲學家的統治者,就要出來展現對「真」的堅持,甚至不惜與民為敵,都要向民眾力陳「真」的重要。如果沒有對「真」的堅持,那樣政治只會淪為利益分贓和情緒反應。
強調積極自由,即作為人是做自己的主宰,就是去運用自己的理性和感性,去審視周遭的社會規訓,然後在不自毀的前提下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些蓄意去局限人的正面可能性的社會風俗或宗教或傳統或價值,都應掃進歷史的垃圾筒中。而當人去發展自身的可能性,不應侵犯到別人的自由,如果兩者有衝突,就用民主程序和協商去解決。但是當個人的行為沒有損害到大眾的時候,政府和民主也不應干涉。
不同於近代的史太林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認定烏托邦可以實現,柏拉圖沒有說過理想國可以實現。老師又說,巴迪烏(Badiou)提出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理念,就是為了修正追求烏托邦所造成的暴力。這也類似柄谷行人引用康德的統整的概念和構成的概念。所以,古代哲學家,諸如孔子或柏拉圖,他們的反民主言論不一定構成對民主的要脅,反而補足了民主,完善了民主。
當它批評財富再分配侵犯有產者自由,它用了中立化的自由觀;當它被質疑私有財產的制度必然限制窮人的自由,它卻改用道德化的自由觀,狡辯該限制不影響窮人的自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權利去占有別人財產。如果這樣狡辯,資本主義自然是自由烏托邦。如果放任自由主義前後一貫地(consistently)使用中立化的自由觀,它不能否認,私有產權在保障有產者的自由同時,也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